調整詮釋機制，改變反應模式 探究情緒來源不是要去問：「誰做了什麼惹我生氣」，而是情緒底下的感受是什麼，那個感受連結到什麼經驗。
有那個膽子違抗羊祜的命令，也不是不能理解了。前一句是比較通用的記載：「（嵇康）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、河內山濤，豫其流者河內向秀、沛國劉伶、籍兄子咸、瑯邪王戎，遂為竹林之游。
司馬昭對於處死嵇康頗有悔意，對這些竹林派人更是友好。所以打比方的時候，都說嵇康是團長，但阮籍是主唱吉他手。所以我們前面就提過，竹林七賢的傳記時間，其實是兜不在一起的。Photo Credit: 紙本墨画竹林七賢図 応挙筆, Wikimedia Commons, Public Domain 竹林七賢的身分，對他是否有幫助呢？根據《晉書》的說法，王戎直到父親過世時，才開始出名。竹林七賢裡的阮籍是也。
王雄的兒子，名叫王渾，跟伐吳的王渾同名同姓不同人。眼看兩漢歷練模組將滿，馬上就可以回朝擔任兩千石高官的時候，王戎被檢舉派人私修園林宅邸，罪應免官。） 支那の夜 夢の夜（中國之夜。
你愛我的，完全是相騙， 中山路頭，酒醉亂亂顛， 顛來倒去，君送金腳鍊， 玲玲瓏瓏，叫醒初結緣。在當時的軍國思想下，英語等外國語言被認為是「輕佻浮薄」的「敵國語言」，一九四○年後，原本在日本社會使用的大量外來語，被改寫成本土語言，例如棒球運動使用的詞彙多為英語翻譯，常在球場上聽見的「出局」一詞，英文為「out」，日語以外來語翻譯為「アウト」，但被視為「敵性語」，就改為「引け」（意為「收攤」、「下班」）。延續歐洲人的「異國情調」風潮，日本占領台灣及朝鮮後也產生不少「異國情調」的產品，例如一九二○年代末期興起「台灣新民謠」，即賦與此特色，以日文歌詞描繪台灣事物與風土民情。由於戰爭的爆發，台語流行歌產生具有「異國情調」的歌曲。
清風吹山嶺，合唱希望的歌聲。文：林良哲 第十三章 愛國，成了唯一的聲音 台灣的「異國情懷」歌曲 愛國，不只有高聲吶喊的聲調，也有輕語柔情的低訴。
面對「敵國」的態度 一九四三年，皇民奉公會指定的〈米英擊滅の歌〉（矢野峰人作詞、山田耕筰作曲）正式公布 ，透過廣播電台在台灣各地放送。歌名中的「米英」，是指「美國」及「英國」，日本偷襲珍珠港後，就將美、英列為頭號敵人，稱呼為「鬼畜米英」，呼籲東亞人民抵抗歐美帝國的侵略，成立「大東亞共榮圈」，日本各地動員民眾舉辦「米英擊滅大會」，以集會演講等方式強化民眾對於英美等國的厭惡。雖然「異國情調」歌曲反映戰爭的時代背景，但隨著戰局的擴大，台灣總督府大力推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不但鼓勵台灣人將大多的「單一字」姓氏，改為日本式的「雙字」姓氏，甚至推動「國語」運動，打壓台灣人的語言、宗教與風俗，要求和日本本土一致，若是順從政府的指示，則由各州廳政府頒發「國語の家」或「國語家庭」的牌子，可以懸掛在家門口，據說實施配給制度時，可以享受與日本人同等待遇，分配較多的糧食。旭日半天上，照咱意志如海洋。
） 除了〈支那の夜〉，日本侵略中國期間，這種描寫當地景物、情趣的流行歌，以美女聞名的中國蘇州來說，至少有〈蘇州の娘〉、〈蘇州の夜〉、〈蘇州夜曲〉、〈蘇州旅情〉、〈蘇州泊まり船〉等日語流行歌，上海、廣東、武漢、南京、海南省、廈門等地也有類似的日語流行歌。東亞唱片以「帝蓄」為商標後，一九三九年推出〈南京夜曲〉（陳達儒作詞、郭玉蘭作曲、鶯月演唱），歌詞如下： 南京更深，歌聲滿街頂， 冬天風搖，酒館繡中燈， 姑娘溫酒，等君驚打冷， 無疑君心，先冷變絕情。日本侵略中國後，產生不少「異國情調」的電影、流行歌及書籍，一九三八年由日本古倫美亞唱片發行的〈支那の夜〉（西条八十作詞、竹岡信幸作曲、渡邊はま子演唱）為其中的代表作，歌詞第三段如下： 支那の夜 支那の夜よ（中國之夜。） ああ分かれても忘れらりょか（啊。
秦淮江水，將愛來流散， 月也薄情，避在紫金山， 酒館五更，悲慘哭無伴， 手彈琵琶，哀調鑽心肝。Photo Credit: 左岸文化出版 二戰期間台灣實施「皇民化」政策，若台灣家庭中大多數的成員都能說日語，並遵照日本習俗，便可由各州廳政府頒發「國語の家」或「國語家庭」的牌子
旭日半天上，照咱意志如海洋。當時的歐美文學中，許多作家對中國、東亞及中東地區，存在著一種「瑰麗奇幻」的想像，如肥沃的土地、豐盈的女體、奇妙的宗教習俗與怪異的宗教儀式，甚至想像與當地女子譜出一段「異國戀情」。
另外同張唱片的〈廈門行進曲〉則一改哀怨風格，以輕快、愉悅的曲調帶出甜蜜的戀情，與〈上海哀愁〉截然不同，但表現形式卻一致，將廈門當地特色顯露出來，全部歌詞如下： 日輪上東平，光輝照著萬物靈。秦淮江水，將愛來流散， 月也薄情，避在紫金山， 酒館五更，悲慘哭無伴， 手彈琵琶，哀調鑽心肝。一九四三年九月，古倫美亞唱片發行〈米英擊滅の歌〉，由歌手伊藤武雄主唱，這張唱片上可以發現，公司原本的英文商標「Columbia」已被刪除，改為日文的「ニツチク」，為何有此改變？其實源自當時日本在戰爭體系動員下，對敵國（主要是美、英等國）語言的淨化運動，要求人民不能使用敵人的文字、語言，而企業的商標也不能使用外語，因而將英語及其他歐洲語言（不包括德語）稱為「敵性語」（てきせいご）。清風吹山嶺，合唱希望的歌聲。一九三八年年初，日東唱片發行的〈廣東夜曲〉（遊吟作詞、鄧雨賢作曲，純純演唱），也有類似的歌詞，第一段歌詞內容如下： 日落珠江，四邊柳含煙， 姑娘相思，春宵奏胡弦， 短調快板，遠遠聽未現， 長調哀哀，聲聲怨當前。Photo Credit: 左岸文化出版 二戰期間台灣實施「皇民化」政策，若台灣家庭中大多數的成員都能說日語，並遵照日本習俗，便可由各州廳政府頒發「國語の家」或「國語家庭」的牌子。
延續歐洲人的「異國情調」風潮，日本占領台灣及朝鮮後也產生不少「異國情調」的產品，例如一九二○年代末期興起「台灣新民謠」，即賦與此特色，以日文歌詞描繪台灣事物與風土民情。） 花も散る散る紅も散る（花也散落了，紅色的花散落了。
這種更改在當時比比皆是，而在唱片工業上，「唱片」日文原是「レコード」，也是英文「record」外來語，此時就改為漢字「音盤」（おんばん）。文：林良哲 第十三章 愛國，成了唯一的聲音 台灣的「異國情懷」歌曲 愛國，不只有高聲吶喊的聲調，也有輕語柔情的低訴。
面對「敵國」的態度 一九四三年，皇民奉公會指定的〈米英擊滅の歌〉（矢野峰人作詞、山田耕筰作曲）正式公布 ，透過廣播電台在台灣各地放送。在這種「異國情調」風潮下，台灣人在中日戰爭期間有不少人被派到中國，不論擔任軍夫、翻譯或是看護，或擔任中國傀儡政權（滿州國及汪精衛政權）的官員，都生活在戰爭下的中國，而在台灣，報紙、電台等媒體，不斷放送著戰爭的信息，使得「異國情調」的台語流行歌也產生在台灣。
） 君待つ夜は欄干の雨に（等候你的夜晚，欄杆外下著雨。〈上海哀愁〉描繪一位上海姑娘的失戀情懷，除「上海」地名外，歌詞充滿「胡弦」、「四馬路」（上海開埠前，通往黃浦江的四條馬路，由北向南，依次稱為大、二、三、四馬路，為當時最早發展的區域，而四馬路為其中最繁華的商店街道，現今改名「福州路」）、「黃包車」、「宮燈」等當地特色。） 除了〈支那の夜〉，日本侵略中國期間，這種描寫當地景物、情趣的流行歌，以美女聞名的中國蘇州來說，至少有〈蘇州の娘〉、〈蘇州の夜〉、〈蘇州夜曲〉、〈蘇州旅情〉、〈蘇州泊まり船〉等日語流行歌，上海、廣東、武漢、南京、海南省、廈門等地也有類似的日語流行歌。你愛我的，完全是相騙， 中山路頭，酒醉亂亂顛， 顛來倒去，君送金腳鍊， 玲玲瓏瓏，叫醒初結緣。
此時，日本帝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，必須更加強民心士氣，因此在〈米英擊滅の歌〉歌詞中強調，要一億同胞（當時日本帝國境內總人口數）起來，一同打擊、消滅敵國美英，打倒這兩個在大西洋東、西岸的國家，以爭雄世界之姿的吸血鬼。Photo Credit: 左岸文化出版 〈上海哀愁〉歌單。
日本侵略中國後，產生不少「異國情調」的電影、流行歌及書籍，一九三八年由日本古倫美亞唱片發行的〈支那の夜〉（西条八十作詞、竹岡信幸作曲、渡邊はま子演唱）為其中的代表作，歌詞第三段如下： 支那の夜 支那の夜よ（中國之夜。） 支那の夜 夢の夜（中國之夜。
東亞唱片以「帝蓄」為商標後，一九三九年推出〈南京夜曲〉（陳達儒作詞、郭玉蘭作曲、鶯月演唱），歌詞如下： 南京更深，歌聲滿街頂， 冬天風搖，酒館繡中燈， 姑娘溫酒，等君驚打冷， 無疑君心，先冷變絕情。在當時的軍國思想下，英語等外國語言被認為是「輕佻浮薄」的「敵國語言」，一九四○年後，原本在日本社會使用的大量外來語，被改寫成本土語言，例如棒球運動使用的詞彙多為英語翻譯，常在球場上聽見的「出局」一詞，英文為「out」，日語以外來語翻譯為「アウト」，但被視為「敵性語」，就改為「引け」（意為「收攤」、「下班」）。
雖然「異國情調」歌曲反映戰爭的時代背景，但隨著戰局的擴大，台灣總督府大力推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不但鼓勵台灣人將大多的「單一字」姓氏，改為日本式的「雙字」姓氏，甚至推動「國語」運動，打壓台灣人的語言、宗教與風俗，要求和日本本土一致，若是順從政府的指示，則由各州廳政府頒發「國語の家」或「國語家庭」的牌子，可以懸掛在家門口，據說實施配給制度時，可以享受與日本人同等待遇，分配較多的糧食。歌名中的「米英」，是指「美國」及「英國」，日本偷襲珍珠港後，就將美、英列為頭號敵人，稱呼為「鬼畜米英」，呼籲東亞人民抵抗歐美帝國的侵略，成立「大東亞共榮圈」，日本各地動員民眾舉辦「米英擊滅大會」，以集會演講等方式強化民眾對於英美等國的厭惡。） ああ分かれても忘れらりょか（啊。由於戰爭的爆發，台語流行歌產生具有「異國情調」的歌曲
日治以後，當代國家治理技術逐步影響池上。這樣的文化傳統，至今仍清晰可見。
而社教站以政府補助經費與社教方針，舉辦涵蓋各年齡層、社群、主題的文教與藝術活動。主要是因為，日治初期政府認為東部地區地廣人稀，有利於開發，於是實施一連串的政策，一方面收奪原住民的土地並利用其剩餘勞力，另一方面透過官營或民營等方式，移入外來人口，進行糖業及其他熱帶栽培業。
從《池上鄉志》的編纂、大坡池的整治，到池上米的認證，我們看到池上鄉民以不同於鄰近鄉鎮的方式投入地方事務，一方面面對新時代的新挑戰，另一方面以超越村落、社區的尺度，善用外部資源來進行社會改造。池上卻是一開始就關注「人」的凝聚和改變，強調全鄉性的生活共同體概念，大坡池的生態保育便是一個實際實踐的案例。
